從市場機制看二次金改—當笛卡兒遇上亞當斯密
■ 鍾文榮
今年10月8日行政院在各大報紙刊登大幅廣告，宣示「二次金改」的四大目標：一、民國94年底前將12家公股銀行整併成為6家；二、民國94年底前促成三家金融機構市占率超過10%以上；三、民國95年底前將12家金控家數整併為7家；四、民國95年底前至少一家金融機構由外資經營或至國外上市。至於二次金改政策如何形成，則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對於二次金改的政策說詞是要「提升台灣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及「打造大而好的金融產業，做全民經濟發展的後盾」。易言之，台灣的國際競爭力與經濟發展的後盾繫於金融業的整合，這也是頗讓各界質疑的論點所在。
唯心論哲學中的代表人物是笛卡兒（Descartes, Rene, 1596-1650），他的代表言論是「我思，故我在（I think, so I am.）」，這句話的原意是「當我在思考一切時，不能懷疑那個『我』的存在。」換句話說，笛卡兒認為，「我思」，是「我」存在的證明，而「我」的思想是不容質疑的，因此「我」是主觀的，存在只是一種客觀的體現而已。
二次金改的推出，不也正符合笛卡兒「我思，故我在」理論。
行政院（我）認為要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以及打造大而好的金融產業，做全民經濟發展的後盾，這兩項浩大的工程必須透過二次金融改革（我思），所以不能懷疑執政所推出的二次金改的政策（我在）。
不過，笛卡兒認為的前提是必須假設「我」具有思辨能力，至於二次金改是不是政策思辨之後產物，還是單純的假設，恐怕還需更多政策說明。否則，這些不知所以然的數字到底如何「思」出來的，或者還是只是單一的辯解，只會讓社會大眾存在更多的不解。
從這政策面看，假設二次金改的金融政策是極其重要的，這也是不言而喻，畢竟牽涉到整個台灣金融市場的版圖重分配，然金融產業將從過去分散競爭走到集中式的寡佔市場，不管如何，對於未來金融產業的生態與整個市場結構都會產生巨大的變化與影響。
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9-90）在國富論中提到市場上「一隻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其主張透過價格機能，可以讓交易雙方的效用極大，當然整體社會福利也會提高。因此，金融版圖的重塑，若是對金融業者或是社會大眾是有利的，則市場的價格機能自會自行調整；不過，若是以單純的笛卡兒式的思考邏輯，欲以主觀的市場分配取代市場機制，以操弄金融市場時，是否或增加社會福利，還是只是社會財富在財團之間轉移而已，興利與興弊之間，仍須以整體社會福利著眼才是。
誠然，在金融版圖重塑之後，最明顯的現象就是銀行數減少，且在分行數總量管制之下，多數銀行在整併之後，多將分行移往中北部的都會地帶，以期爭取更多的客戶。
顯然地，非都會區的邊陲地帶的銀行顯著減少，當銀行業純粹以獲利為導向時，邊陲地帶的服務顯然薄弱很多。
此外，未來執行新巴塞爾資本協定（Basel II）後，銀行為了資本適足率，必將斤斤計較放款的風險，對於台灣普遍存在的中小企業而言，因缺乏透明的財務報表或信用評等，恐因適用較高的風險權數，放款利率將反映放款風險，未來爭取銀行融資的難度也更加雪上加霜。
在銀行業的分析中，一般咸認為在景氣不佳時，企業違約機率變高，容易產生授信的緊縮，在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經濟體系中，因無法取得融資而導致投資減緩，恐容易造成擴大景氣循環波動所產生的不利影響，這種現象可以很容易從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所保證的案件數與保證金額得到印證。
當二次金改的口號喊的震天價響的同時，也對中小企業五年挹注信保基金資金500億元進行另一個政策宣示，不也驗證二次金改加上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施行之後，對於中小企業融資的管道更行狹隘，而當中小企業取得資金的成本墊高之後，影響所及更是整體的經濟環境與國家競爭力，或許更舉步維艱。
【2005/12/04 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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